今天由能源新媒带来“美国与中东脱钩，世界能源格局要变了吗？”。
美国即将进行议会中期选举，而选情对目前在参众两院仅有微弱多数的民主党不利。通货膨胀物价高企是选民对拜登民主党政府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价格高涨。
国际油气价格的上涨，与美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OPEC国家关系变化直接相关。目前，美国与中东石油国家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
今年7月，借参加阿拉伯峰会之机，美国总统拜登放下身段，专程飞往沙特阿拉伯吉达市会见沙特王储萨拉曼，请求沙特主导下的OPEC增加石油产量以降低石油价格。沙特和OPEC善意回应，做出了每天增加10万桶的安排，加上美国大幅度释放石油储备，油价立竿见影，有了明显的下降。
不到三个月，10月初例行的理事会上，OPEC+做出了自11月份起每日减产200万桶的安排，于是石油价格再度应声而起，很不给拜登面子，直接扰动了美国参众两院中期选举大盘。世界舆论哗然，评论纷纷：不论是一针见血直指要害，还是追溯历史的理性分析，都点出了其中核心的要害——美国和沙特的关系变了，美国和中东的能源产业正趋于脱钩。
这一轮石油天然气价格高涨的重要原因是受俄乌战争的影响。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石油天然气生产国，是石油天然气数一数二的出口大国。而欧洲是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天然气进口大国，俄罗斯石油出口约60%，天然气出口约80%卖到了欧洲。俄乌战争使欧盟对俄罗斯油气出口实施了极为严厉的制裁。为了尊严，俄罗斯也对欧盟实施了一系列的反制裁措施。就石油而言，至今年年底，欧盟从俄罗斯进口将减少90%，天然气对俄罗斯进口的依存度从战前的50%左右下降到了目前的7.5%。
实际上欧盟减少的石油天然气有很大一部分是需要从其它能源供应国，如中东、非洲和美国那里购买的，石油的体量大概是每天200至300万桶，天然气则是500亿至800亿立方米/年。战争突然爆发，打破了大致平衡的世界需求供给状态，世界油气价格自开战以来迅速高涨和高位反复震荡，是市场的必然反应。
目前，美国是第一大石油天然气生产大国，也是石油天然气第一消费大国。美国的非常规油气革命不仅让美国实现了50年来梦寐以求的“能源独立”，而且更成为了石油天然气的净出口国。今年美国更超越了原来位居出口前两位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一跃成为世界的一大LNG出口国。能源独立和油气进出口国的美国并不能成为能源的价格孤岛。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高企推动了美国的通货膨胀。
几个月前，美国汽油平均价格一度超过4美元/加仑，加州油价更是一度超过了8美元/加仑，这是美国二战之后从未有过的高位。美国是汽车轮子上的国家，汽油价格高涨立即影响了每家每户的生活成本支出，人们迅速感觉到了生活成本上升，于是影响到了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进而影响到了执政党的选情。
过去的20年间，美国和沙特的关系不断发生着变化。2001年发生在美国纽约的9·11恐怖袭击，后来发现主要是由沙特人策划的，给双方带来了苦涩的气氛。接下来20年的反恐战争，数万亿美元的花费，最后阿富汗的狼狈撤退，给几代美国人都会留下沉重的记忆。
不仅如此，近年来，一个更广泛的结构性变化破坏了两国关系的基本面：页岩气的繁荣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不仅减少了对中东进口的依赖，更成为了OPEC石油出口市场的竞争者。2015年石油价格大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沙特阿拉伯不愿意再充当“机动生产者”的角色而牺牲国家利益，便与俄罗斯联手试图用“成本优势”逼迫美国承当这个“机动生产者”。
美国政府并无可以“调控石油产量”的能力。作为生产者的数千家石油公司也不接受“看得见的手”的指挥，于是导致了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投资腰斩，至今仍恢复不到2014年的水平。
与此同时，沙特实际领导人王储萨拉曼，作为第一个隔代接班的王储，以其万丈雄心和不受约束的鲜明个性，放弃了该国一贯谨慎的外交政策，转而采取自信的态度，这让沙特成为了美国令人恼火的盟友。
他对卡塔尔发动了破坏性封锁，并对也门内战进行了破坏性干预。卡塔尔拥有美国在该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美国情报机构评估称，他下令了2018年的行动，最终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谋杀了批评沙特政府的贾马尔·卡舒吉。王储否认与谋杀有任何关联，但作为该国非官方统治者，他承担了象征性的责任。
总统竞选期间，为了有别于与沙特王储关系良好的竞争者特朗普，也许就是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念，就杀害记者卡舒吉一事公开谴责王储，并宣誓要让沙特成为世界“贱民”。在就任美国总统后，拜登一度冷却了两国关系。
今年7月，拜登总统首访中东，顶着舆论压力“低头”访问其诬称为“贱民”的国家沙特，主要目的就是“求油”。英国国家广播电台评价称，这表明美国实力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对中东的影响力在不断衰减。
沙特200万桶/日的减产决定激怒了拜登团队。作为回应，美国计划在11月从其战略石油储备中额外释放1,000万桶石油，以部分抵消欧佩克减产的影响。国会议员呼吁，恢复一项名为“禁止石油生产和出口卡特尔法案”(NOPEC)的法案，该法案将授权美国司法部对欧佩克提起反垄断诉讼。其他议员建议减少对沙特的武器运输。
面对美国的不断威胁，沙特外交部放话表示，“沙特不接受美国发号施令”。OPEC也表态称，“减产是在恰当时间做出的正确决定”。面对美国压力，OPEC和沙特态度为何如此强硬缘何不惧得罪美国？
当前，中东产油国与美国在国际原油市场上正在形成竞争关系。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OPEC+的减产决定，标志着中东产油国与拜登政府的“重大决裂”。OPEC不顾美国压力大幅减产，是对美元定价大宗商品权力的一次挑战。事实上，中东产油国非常担心欧佩克组织几十年努力才建立起的稳定定价体系受到威胁，所以不愿意在俄乌战争战队上以油价来配合美国制俄。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多次表示，OPEC+应扮演维护能源市场稳定的“调节力量”。阿联酋能源部长马兹鲁伊更是明确指出，“欧佩克+”不想在俄乌冲突上选边站队，该组织只专注于防止油价暴跌。
半岛电视台对此评论称，中东产油国对美国通过设置石油出口价格上限等工具来制裁莫斯科持怀疑态度，因为从长远来看，认为此举将会把石油的定价权从卖方转移到买方。
进入新世纪以来，技术进步加速了能源转型的步伐。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经历煤炭时代和石油时代。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控制理念和实践推动世界进入“碳中和”能源时代。碳中和时代能源转型的核心是从以石油为中心的能源体系转向以电力为中心的能源体系。
技术进步是推动化石能源逐步离场，可再生低碳无碳能源进入舞台中心的主要驱动力。地缘政治大格局的演变重构不仅重塑能源转型大格局也同时重塑整个世界。这轮沙特和美国石油增产减产的争拗和争夺，正体现了石油价格“话语权”的博弈。
50年前美国把沙特和OPEC国家纳入以“石油换安全”的理念，通过石油全球贸易和“石油美元体系”打造了全新的“石油时代”，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进入“碳中和能源”时代，美国从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发展成为了石油出口国，成为了石油市场上OPEC国家的竞争者；而沙特为首的OPEC国家，由原来的石油美元输出国成为了需要巨大资金投入推动国家经济转型的需求方。这个国家角色的巨大转换必然导致美国和沙特阿拉伯、OPEC国家相互关系的根本性的改变。
萨拉曼王储为代表的OPEC国家新一代的领导人被国家利益的驱动也许更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转变，而美国拜登总统为代表的老一辈政治家还停留在历史的舒适区里，不思变革不敢变革。于是矛盾就出现了，危机也就随之而来。俄乌战争的突变和国家必须急速应变的压力，更加重了各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应对变化危机的紧迫感和压力感。
中国有很高的能源自给率，也远离俄乌战争的战场，也是沙特、OPEC国家石油出口的最大市场。但在能源和战争重塑世界百年不遇的大变革的新时代，中国绝不是一个逍遥的看客，也须有必要的危机感。